读《万历十五年》

章湘洪

读《万历十五年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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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创作背景

1979年夏天，黄仁宇正在普林斯顿参加《剑桥中国史》的撰写，由他负责明朝部分。就在此时，他却意外接到校方的解聘通知。

完稿于1978年的英文版《万历十五年》，在美国寻找出版社也不顺畅。因为这一原因，黄仁宇才决定将之翻译成中文，希望能在中国寻找出版中文版的机会。随后的进展证明,黄仁宇的这一决定，颇为明智。此时，刚从“文革”劫乱中走过来的中国文化界，百废待兴,对来自远方的、新的、有着独特见解的著作，有着急切的期盼。从文化人到出版社，无不试图以各种努力,推开一扇又一扇窗户，让一个封闭已久的中国，能够与整个世界面对。就此而言，中文版《万历十五年》书稿来到北京，正可谓在一个恰当的时候，出现在一个恰当的地方。吴祖光先生晚年常爱以“生正逢时”题赠友人，这里不妨套用之一黄仁宇与他的《万历十五年》,生正逢时。

二、作品鉴赏

黄仁宇此书，反映的乃是明朝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大失败的全记录，作者又进一步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中国两千年来，以道德代替法制，至明代而极，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。”由于作者熟悉西方宪政及历史，因此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缺乏数目化管理，并将中国社会的结构比喻为“潜水艇三明治”(submarinesandwich)的社会结构：“上面一块面包，大而无当，此乃文官集团;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，也没有有效的组织，此乃成千，上万的农民。其中则是儒家的道德原则，此即尊卑男女老幼，没有一个涉及经济和人权，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。因而，我们这个庞大的古老国家，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而成的一个集合体，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，对违法的行为做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。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可资遵循的成文条例（即使有成文的规则，也多半道德宣誓的作用远大于实际功效）。而这种社会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，在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，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。

万历皇帝虽然贵为一国之君，但在立储这个问题上却一直不能如愿，在与群臣争斗了数十年之后最终屈服，这种屈服表面上是向群臣屈服，实际是在向体制屈服;又如戚继光为了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，不得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游离，这种游离迫使他投机取巧，巴结权贵，最终仍逃脱不了政治中的现实，在贫病交加中死去。在书中，所有的人物，无论地位，无论善恶，统统都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，他们或身败，或名裂，还有的身败兼名裂，没有一个功德圆满者。他们的个人理想、价值在那个黑暗大时代里被社会现实击得粉碎，而他们的人生轨迹也随之湮灭了。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，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剧。

作者在全文中，以深厚的史学素养和远见卓识，用大胆、平实的笔触评说明史，进而评述中国的历史。他在这本史著中赋予了历史真实鲜活的面容，不仅可以使人们清晰地体验到光明与黑暗、进步与倒退的较量，更重要的是给人们以遐想的空间和回味的余地。细心的读者不仅可以从中品味个人的人生酸楚，而且还会发现隐藏于表面背后的历史积淀。用这种方式撰写历史，不仅能唤起人们对往昔客观历史的记忆，更重要的是让人们从深厚的历史迷雾中走出，进而思索。因此，读过此书的人都说：“读《万历十五年》给人现实意义上的启迪远在其史料价值之上。

三、作品评价

此作品褒贬不一。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陈梧桐认为，《万历十五年》对具体历史事实的叙述并非全部真实、可靠，得出的结论失之于偏颇、片面，作为学术著作不够格，作为大众读物传播的是错误的明史知识，不值得肯定和热捧。[6]陈梧桐说：“我查过《万历十五年》的脚注，并非完整引用，多是掐头去尾，是在搞‘六经注我’——对我有用的材料才用，没用的直接去掉。还有一些脚注根本找不到原文。换言之，这样的‘大历史’就是不顾细节，数字错了，细节错了，也无所谓。”

清末的中体西用说是为“西化”论起了个张本，而黄仁宇的西体中用说，则是现代化论与历史目的论下的调和之说。

四、后世影响

本书英文本推出后，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，并两次获得美国书卷奖历史类好书的提名。且另有日文、法文、德文等版本。

《万历十五年》《增订纪念本》一部改变中国人阅读方式的经典。1982年英文版荣获美国国家书卷奖和1983年历史类好书两次提名和评论界的关注。中文版入选《新周刊》和《书城》“改革开放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”。

五、作者简介

黄仁宇,湖南长沙人。早年辗转于求学、从军之途，曾梦想成为中国的拿破仑，然而时代却不允许他有这样的机缘。其后赴美研习历史，于一番逼仄煎熬之中提出大历史观，主张要“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”，而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。中国少了一个拿破仑，却多了一个以其睿智打开人们视野的历史学家。

代表作有《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》、《万历十五年》、《中国大历史》等。他传奇性的一生以及大历史观的由来详见自传《黄河青山——黄仁宇回忆录》。